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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会安:17-18世纪远东新兴的海洋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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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27 13:12: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会安(Hoi-an, Faifo)位于越南中部广南-岘港省秋盆河(the Thu Bon River)即柴江的入海口,历史上是占婆(Campa)人的故乡。16世纪初叶,安南进入分裂割据的“南北朝”(1527-1592)和郑阮对峙(1533-1788)时期,南方阮氏为与北方郑氏争雄,推行“南向”政策,不断侵吞占城,同时允许外国商船到会安等港口贸易,垄断经营,以收商利,“一以备军需,一以供国用”。

  阮氏统治下的顺化-广南地区是17-18世纪远东重要的海洋贸易区域,东西方各国商人都在这里活动,并留下不少文字记录和历史遗迹。日本、西方文献称之为“广南国”(Quinam),也有称为“交趾”、“交趾支那”(Cochin China),地域上主要指今越南中部地区。[1]17世纪初荷兰人柯恩(Jan Pieterszoon Coen)说,广南“具有极为良好的港湾及停泊地”,会安凭靠优越的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发展成为本区域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

  20世纪40年代以来,会安口岸研究逐渐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重视。金永健《印度支那と日本との关系》、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の研究》对日本人在会安的活动以及“日本町”作了比较细致的研究。1990年,越南、日本等国学者在岘港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会安研究的最新成果[2]。笔者在此主要探讨18世纪末以前会安的对外贸易、外国商人的活动,以及阮朝的贸易管理等问题。

一、会安开埠及其对中国、日本等国的贸易

  越南中部濒临南中国海,狭长的平原,因山脉分隔形成地理阻隔,但河流众多,水量丰沛,多呈东西走向,流入南海,形成许多优良的深水海港,海路、河道是这一地区交通的主要通道。清初曾经访问会安、顺化的中国僧人大汕指出:“大越国土,总是一山曲折起伏于巨洋中,或背或向,皆依山傍海,而为都邑。山峻水险,树木丛蘙,多犀象虎狼。各府无径路相通,凡从一港所入,尽可通之地为一府,别府则另一港。故适他府者,必从外海循山而入他港”[3]。

  沿海地区为热带海洋性气候,每年从北方吹来的秋季季风和从东南吹来的春季季风使沿海海港成为各国海商惯常的落脚点,宋元时期的宾童龙,明清时期的会安、沱氵曩(Da Nang,今岘港)都曾经是南中国海贸易的重要枢纽。16世纪中叶,顺、广沿海地区出现不少城镇,肇丰府(今广治省)“山川奇秀,田野广辟,人民稠密,一方之大都会也”[4]。所属丽水县大福市“襟大江,带小溪,腋虹桥,背梵阙,四通八达,道路坦然,万壑千溪,舟船辐辏,土里之一都会也”[5]。丹田江“田畴最沃,实甲诸乡”;下游的顺化大城“地密人稠,亥市午桥,物华人贵”[6]。

  这一地区物产相当丰富,产品在国外很有市场。据莫朝文献《乌州近録》记载,16世纪中叶顺、广地区征收的赋税有象牙、雉尾、沉香、速香、白木香、辨香、白锦布、锦布、公象、犀角、黄蜡、锦布白帷、松脂、水牛皮、麂皮、鹿皮、鹿布皮、鹿茸、翎毛、胡椒、中藤、青绢、白蜜、文缡绢、水牛角等。康禄县安代源所产沉香、速香、黄木玄 香、白蜜、黄蜡、黄精、黄滕、雉羽、橄榄脂、道秀木,海陵县园桥源所产象牙、马匹、水砂、牛、花帷、生麻皮、白花锦、白吉贝,武昌县杲泉源所产象牙、匹马、沙牛、花帷、沉香、速香、白木香、麻皮、白花、锦、白吉、青贝,金茶县金茶源所产栖栖木、楮藤、山奈、藤席、雀舌菜、缩沙栗等,比较有名[7]。

  17世纪20年代初,意大利人克里斯多福·保里(Christoforo Borri)访问越南中南部地区,对这一地区肥沃的土地与丰富的物产赞不绝口,他记录了多种农作物,例如稻子,还有热带地区特有的植物与水果,如粗叶榕、香蕉、榴莲、菠萝蜜、槟榔,以及各种家畜,各种野生动物,如大象、犀牛、各种海产,尤其是西面山林地带盛产的沉香和奇楠。另外,由于贸易活跃,带来大量外国商品,例如象牙、犀角、龟甲、珍珠、孔雀毛、翠羽、香木等[8]。

  16世纪中叶,阮氏太祖阮潢镇抚顺化。1570年(明隆庆四年)以顺、广总镇兼领广南,黎帝加世袭王爵、太傅。阮氏拥境独立,号令四邻。明万历时人张燮说:“广南号令诸夷,埒于东京。贾舶在新州,提夷者必走数日程,诣广南入贡,广南亦遥给木牌,民过木牌无敢哗者”[9]。

  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阮潢临终,对皇六子说:“顺、广北有横山、

  氵灵 江之险,南有海云、碑山之固,山生金、铁,海出鱼盐,实英雄用武之地。若能训民厉兵,与郑氏抗衡,足建万世之业。纵势力弗敌,当保守境土,以俟时机”[10]。

  不过,阮氏所拥有的疆域、人口、资源都逊于北方郑氏。为北方争雄,阮氏不断向南方扩张,侵吞占城;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开放会安,设置艚司,集中管理贸易。会安包揽了广南的对外贸易,迅速崛起成为广南国内外商品的集散地。

  (一)对中国贸易

  越南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联系极为密切,会安自开埠就是中国商人与东南亚贸易的跳板和基地,中国商品不断运往广南,转销其它国家。正如清人大汕所云:“大越国会安府者,百粤千川舟楫往来之古驿,五湖八闽货商络绎之通衢”[11]。越南顺化大学杜鹏(Do Bang)说,16世纪中叶顺、广地区的人们很喜欢中国货,经常可以发现贵族和平民们使用绘有中国龙凤图案的碗和盘子,富人和穷人都穿着红色或粉色的衣服,男孩们手持着中国扇[12]。

  会安百货丛聚,贸易最盛,是中国商人常到之处。黎贵惇的《抚边杂録》介绍18世纪广东船商往清河庯、会安等港埠贸易的情形说:

  广东船商客有姓陈者,惯贩卖。伊言:自广州府由海道往顺化,得顺风只六日夜,入堧海门至富春河清庯(按:当为清河庯),入大占海门到广南会安亦然。自广州往山南只四日夜余一更,但山南回帆惟贩禹粮一物,顺化亦只胡椒一味。若广南则百货无所不有,诸番不及;凡升华、奠盘、归仁、广义、平康等府及芽庄营所出货物,水陆船马咸凑集于会安庯,此所以北客多就商贩回唐。曩者货物之盛,盖虽巨舶百只,一时运载,亦不能尽[13]。

  尼古拉斯·塔林(Tarling,Nicholas)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指出:

  会安港(faifo),即今天的会安,是17世纪初期南越的主要贸易中心,由日本人和中国人居民区组成。到1695年,中国人仍然占主导地位,他们经营着10—12条中国商船,每年都从日本、广东、暹罗、柬埔寨、马尼拉和巴达维亚驶抵这里[14]。

  1617年12月18日,荷兰东印度总督柯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向东印度公司本部递交的政务报告说,“广南(Quinam)作为交趾支那之一地,具有极为良好的港湾及停泊地,每年支那人在该地同日本人进行贸易”[15]。

  1634年11月24日,荷兰平户商馆长克凯巴凯尔送至巴达维亚的报告中说:

  二月末[日本]下达六封朱印状,两封至东京、两封至交趾支那、两封至柬埔寨。三月,一艘船装载百贯目资本、樟脑、日本衣服、其它小件物品等二十贯目商品驶向柬埔寨,一艘船装载约五百贯目资本驶向交趾支那,一艘船装载八百贯目出帆驶向东京,其它船只时限迫近,季节风接近结束,航海条件尚不充分,还未起锚。……前述船只从柬埔寨带回来约四万张鹿皮、一些鲛皮、腊、苏木、漆、象牙、锡及柬埔寨胡桃等,从交趾支那进口五万斤生丝、绢织物(其大部分是由广东及支那人带至该地)及土特产绢物,自东京而来的两只船其中一只船在该地停留一年多,带回十万斤生丝及绢织物,他们通过这种航海贸易及这些资本获得了比去年更大的利益[16]。

  交趾支那即广南,柬埔寨指下柬埔寨,湄公河下游地区;广南进口的生丝、绢织物,大部分由中国商人提供,集中在会安,再转销国内和海外。

  清初实施海禁,但与越南的商业往来并未堵绝。1684(康熙二十三年)开海贸易,并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于广州、厦门、宁波、云台山,沿海商舶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刺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群岛、琉球诸国。1717(康熙五十六年),规定除东洋准许照旧贸易外,不准商船前往南洋吕宋、噶啰吧等处,违者严拿治罪。但是,安南“地处西南,与内地毗连,由与吕宋、噶喇吧等国相隔遥远,应照东洋之例,听商贾贸易。”中国商船往安南贸易“不在禁例”。[17]这对中国与广南贸易是有利的。

  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李塔娜(Li Tana)在关于17、18世纪越南南部经济社会史研究中提到,17-18世纪每年从中国驶往越南南部各港口的船只约有10-15艘,1740-1750年代,进入越南南部的中国船只更多达30艘[18]。会安是中国商船主要贸易港口。

  美国学者范岱克(Paul A. Van Dyke)博士近年一直致力于17—19世纪广州口岸与珠江三角洲研究。他从荷兰、瑞典等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发现,广东十三行有些行商和其它商人出资造船,在粤海关监督的批准下前往东南亚等地贸易,著名行商潘启官(Poankeequa)、颜瑛舍(Yugshaw)、陈捷官(Chetqua)等、瑞典的高级官员、澳门的葡萄牙人、阿美尼亚人、帕西人、英国私商,都曾涉足这一市场,或出资赞助这些贸易活动。1761—1770年,有27—37艘帆船经常从广州港往返东南亚各港,其中交趾支那次数最多,有34次(参见表一)[19]。交趾支那贸易主要集中在会安,可以断言,18世纪会安港与中国广州之间的贸易往来是相当频繁的。



  他列举了1761年中国帆船从东南亚港口运走的31种商品,包括各种用以制造家俬的木材,熏香用的香料,不同种类的草药、肉干和鱼干,食用燕窝,鱼翅、鲨鱼皮和海参,共44498担(Picul),其中来自交趾支那的商品有18种,18260担,占商货总量的41%,不仅商品种类最多,数量也最大[20]。 证明广南会安与广州贸易在中国对东南亚贸易中占据首要地位。

  (二)对日本贸易

  16世纪下半叶,广南与日本长崎关系特别密切。从洪武初年开始,日中贸易存在诸多障碍,日本的海盗活动迫使明朝实施长期海禁,除非持有勘合,禁止日本商人进入中国,也禁止中国商人前往日本经商。日本对外贸易,主要在华走私,另外就是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

  16世纪末至17世纪40年代,日本实施“朱印船”制度,商船出海贸易,需获得长崎奉行发给的盖有红色官印的许可证“朱印状”。日本“朱印船”前往贸易的地区有中国(包括澳门、台湾)、暹罗、广南(交趾)、吕宋、柬埔寨、东京、太泥(北大年)等,他们携带巨额银资本,购买大量输往日本的商品,具有控制市场的能力,引起各地物价波动。

  17、18世纪,东南亚与日本之间的贸易,除荷兰人外,几乎全部为华商包办,其中不少是侨居东南亚的华人。东洋文库刊行的日本古籍《华夷变态》共收录正保元年至享保二年(1644-1717)有关中国局势变化文书,反清政团致日文书,琉球、朝鲜、安南诸国文书,荷兰风说书,唐船风说书,共2264件。据郑瑞明先生统计,其中282件来自东南亚各港,广南最多,有77件[21]。说明会安唐船在长崎贸易中占有显要地位。

  《华夷变态》有不少记录涉及广南会安贸易。如贞享五年(1688)拾七番广东船唐人共申口说:

  去年六月二十五日以陈添官为船主,全员九五明由广南出航赴日,惟于广东近海遇风,临时改驶广东,于此过年,并将船只出售,另购去年曾经航日之十五番福州船。本年五月八日,由陈胜官及陈仲官分任船主及副船主,加招船客一十名计四十二名,启程赴日。另方面因旧船载有广南王之商货,故由陈添官将该批货物装于广东开往广南之便船,其本身并押货南返广南[22]。

  同年百八拾五番广南船唐人共申口说:

  本船携有广南国王致江户书简一封及礼品,与致两奉行所书简二通及礼品,司礼监致通事四人书信一通及礼物二样,还有广南通事吴秉绰致长崎通事书简一则[23]。

  1690年八九番广南船风说书云:

  今年从广东及厦门,又有八艘船只驶抵广南贸易,但皆将返航本国。

  九○番风说书曰:

  今年从宁波、福州、泉州及厦门,计有十艘商船贩于广南。[24]

  据统计,1674—1718年,东京、广南、占城、柬埔寨驶抵长崎的唐船有267艘,其中广南船、暹罗船最多,各有64艘。其次为吧达维亚船、柬埔寨船,分别为37、32艘。再次为东京船、大泥船、六昆船,分别为22、18、11艘。其它港口往来长崎的唐船数量有限(表二)。可见日本对东南亚贸易主要集中在广南、暹罗和印度尼西亚爪哇。除个别年份外,广南大多数年份有1—6艘唐船往来长崎,数量之多,居东南亚各港前列。



  (三)对暹罗等国贸易

  会安除了与中国、日本贸易外,与东南亚其它地区也有贸易往来。黎贵惇《抚边杂录》、《大南寔録》记录阮氏对外国商船的税收,包括东南亚的暹罗、吕宋(菲律宾)、河仙。

  日本学者岩生成一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中挖掘出不少广南与暹罗的贸易资料,显示会安等港在日本与暹罗贸易中扮演中转港角色。1633年12月25日,荷兰总督布尔维尔(Brouwers, H.)书信报告了有关航至暹罗的日本贸易船:“在已过去的11月上旬,装载着百贯目资本的日本大帆船自交趾支那(即广南)来到此地,另据告知,相同的两艘日本船也装载着足够的资本后续到达。” 1634年6月8日,商馆员艾莱米亚斯·范·弗里特(Jeremias Van Vliet)自暹罗向平户的商馆长尼克拉斯·克凯巴凯尔(Nicolaes Couckbacker)递送的书信中提到,1633年2月日本船长弥兵卫(Jaffijoye)携带七十贯目日本银,由日本航行到交趾支那,购买粗制陶器、铜和烟草等。

  弥兵卫船航行暹罗的情况在暹罗荷兰商馆日记该年2月19日和3月8日记录更加具体:

  该月十九日,根据确切消息,从交趾支那来航,主要装载粗制陶器、及烟草等各种商品,除此而外,还带来了商人准备的约一百二十贯目日本货,其中七十贯目分给船长和船员,剩余的为商人之物。据其所带来的情报,同航的还有三十名日本人及支那人驾乘的两艘小帆船,一艘因暴风雨沉入海中,另一艘失去桅杆后获救,不过很明显,他们还会继续来航。他们将其资本投资于鹿皮、鲛皮及苏木等,利用最初之机会,可出帆至日本[26]。


二、会安“交易会”及其管理体制

  会安贸易依季风而定,主要在东北季风和东南风两个季节,9—1月是多台风和洪水的冷季,4—8月是干燥凉爽季节。每年9—12月,会安洋面刮的是西北季风;每年1—3月,则刮东北季风;4—6月,刮的是潮湿的夏季风[27]。

  日本、中国商人每年新年期间利用东北季风,运来白银、瓷器、纸张、茶、银条、武器、硝石、硫黄、铅等货物,当地居民运来丝、乌木、沉香、糖、麝香、肉桂、大米等土产,开始为期7个月的交易季节(mua mau dich),有人称之为“长期集市”(phien cho keo dai, the lasting fair),或“交易会”(Hoi cho, the fair)。

  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会安,留下会安“交易会”的宝贵记录。17世纪初葡萄牙传教士卡瓦略(Carvalho)说:“人们在那里看到中国商人带来很多绢和丝,日本商人把他们全都买下,运回国内”[28]。意大利人克里斯多福·保里说:

  与交趾支那的贸易主要由中国和日本的商人通过此区域的一港口长达四个月的交易会进行。日本商人通常带来40000到50000两纯银,中国商人乘帆船满载无数器皿,还带来了大量上等的丝、绢和各种货物。通过这次交易会,皇家帝国从所有受益国征收了巨额的商税和关税[29]。

  (一)进出口商品及流通货币

  如前所述,会安市场百货丛集,甲于他处。清化、奠盘、归仁、广义、平康、芽庄等地所出产品,通过水陆两路运到会安,再由这里转销国外。由于商品太多,以致于有人认为用100艘大船都不能一次装完。

  在广南,人们习惯称100斤为1“榭”,各种商品及其具体价格见下表。

  除上表所列商品外,会安市场肉桂、沉香、珍珠最佳,价格之高下不时改变;紫檀木则不如暹罗所产。另外还有滑石、铁粉、海参等,土药数百味,种类不计其数。都城顺化买不到的商品,在会安反而都有出售[30]。

  范岱克博士关于1761年中国商人在从东南亚港口收购的商品列表也很能说明问题,其中来自交趾支那(广南)的商品有18种,18260担,占商货总量的41%[31]。可与黎贵惇《抚边杂録》的记载相印证。

  关于会安的进口商品,《抚边杂録》的作者黎贵惇曾经咨询过中国船商。据称会安的商货甚多,转贩流通,商货脱手很快,无有滞积。主要商品有:五色纱缎、棉缎、布匹、百味药材、金、银、纸、线、香油、各色纸料、金银线、各色丝线、各色颜料、各色衣服、鞋、袜、哆口罗 绒(出咬留巴)、玻璃镜、纸片、笔墨、针纽、各样台椅、各项纱抄、各样锡铜、各样磁器、瓦器。其饮食物则有芙叶、柑、橙、梨、枣、柿饼、米帛 曲、灰面、米丙食、咸榄、头菜、鰔油、姜、酱、酱腐豆、金针、茶、木耳、香信之类[32]。

  来自中国的丝织品、陶瓷是会安贸易的大宗。1993-1998年,越南与日本文化厅、昭和女子大学国际文化研究所合作对会安老街区进行7次挖掘调查,以确定文化遗产,制定保护措施。据报道,在原市场街区锦庯亭水沟遗址和河床遗址出土大量16世纪末到17世纪前半叶的陶瓷器,其中有中国景德镇窑系瓷器、福建·广东窑系瓷器、日本肥前瓷器、泰国瓷器和越南瓷器。中国景德镇窑系瓷器、福建·广东窑系瓷器均为青花瓷,德化瓷则为白瓷;从数量上说,福建·广东窑产品多于景德镇窑产品,德化瓷所占比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中国战乱造成了制瓷业的衰退和瓷器出口的减少;作为补充,17世纪后半叶日本肥前瓷器运到越南,并占领了会安瓷器市场,这点从会安原市场街区锦庯亭遗址第一地点出土文物的分布状况可以看出(表五)[33]。考古发现为我们了解会安进口商品及其来源提供宝贵的实物依据,也见证了中国、日本等国瓷器生产的历史。



大占海沉船打捞的明代中国瓷器(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藏,裴明智博士提供)

  会安的金属交易和国际性铸币流通引人注目。黎贵惇《抚边杂录》记载:

  顺、广二处无铜矿。日本土出红铜,每年艚到,即令收买,每百斤古钱四十五贯。至上如国建福(此句有误,当为:至如上国福建)、广东各艚,有载红铜,亦具开报,依价买之;官买之余,始许各艚贸易[34]。

  可见红铜在广南是紧俏商品,官府予以收购,余者许自由交易。

  广南民间有销钱为器的习惯,大量铜钱流入民间被私铸为器皿,造成铜钱紧张,因而从海外输入铔铅等金属为替代,作为铸钱材料。史载官府购进荷兰铔铅,于凉馆社开场铸钱,轮廓字文用宋祥符钱样,初铸颇为坚厚,又严私铸,罕有滥铸,公私行用。广南铔铅钱与铜钱“以一当一”,对铔铅输入没有限制,某些年份来自澳门的铅铔不下15万斤;奸人私买盗铸于山头海岛之间,莫可究诘,市肆时见新铅钱,薄小尤甚[35]。

  中国唐朝铜钱“开元通宝”、宋朝淳化、祥符诸号铜钱和清康熙钱,颇受人们欢迎,与安南的“太平”(Thai Binh)、“安法”铜钱、阮氏自铸“天明(Thien Minh)通宝”等一起流通。黎贵惇说:

  唐开元前钱与宋淳化、祥符诸号钱,炼铜精熟,入地不坏。宋钱多是御书,庚申年造前四镇此铜钱犹多,自癸亥、甲子罕见,不知如何?甲子(甲午,1774)王师入顺化,籍府库,见藤穿三十余万贯,并是熟钱,一文不杂,始知从前商舶偷搬入此也。今乂安之人呼为雌钱,拣斤不取,顺化亦从而效之,岂非至疑?莫氏所铸小间有太平、安法等字,流入顺化,阮家例初继袭,依样铸小间钱,用太平字样,今民间钱稍存一二,亦以三当一[36]。

  16世纪以后,美洲矿山中采掘的黄金与白银越来越多被西方商人带到世界各地,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的纯银货币和法国比索也在会安流通。日本在16、17世纪发现丰富银矿,欧洲人称之为“白银群岛”。由于银产量大增,日本银价远较亚洲其它地区低廉,以白银购买外国商品,可以获得相当利润。另一方面,日本人对广南贸易也遇到贸易平衡问题,他们靠输出白银来保持贸易平衡。当时朱印船向海外输送的银资本大抵每箱装银千两即十贯目,每年新年和君主生日时运来会安,献给国君,并在顺化、会安等地广泛流通[37]。1633年,荷兰商人布罗维埃尔·施温(Brouwer shaven)及斯罗特尔达伊克(Sloter-Dijck)在航海记录中说,该年6月26日,两艘日本船只携约40万、300箱银抵达会安。据岩生成一先生介绍,同年由末次平藏率领到交趾的两艘日本船载银300贯目,其中一艘载银138贯目,另一艘载银162贯目。

  由于白银大量输入,同时受清初中国“银行多钱行少”影响,白银成为广南的通用货币。史称“民间儿妇有买卖,小物皆用银,每执小厘斤以秤分毫;税课皆收银不收钱”[38]。

  (二)“艚司”(“艚部”)与《艚务例》

  阮氏在会安设置“艚司”或“艚部”,作为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大南寔録》谓:“国初,商舶税以顺化、广南海疆延亘,诸国来商者多,设该、知官以征其税” [39]。

  据黎贵惇《抚边杂録》记载,艚司长官为该艚、知艚,各一员;该簿艚、该府艚、记录艚、守艚各二员,该房六人,令史三十人,仝锐兵五十名,艚亻另(即艚兵)四队七十名,及通事七名[40]。在17、18世纪欧洲文献及阮朝史书中,“该艚”最为常见,时人常称“该艚”为“翁该艚”,Ong为越语第二及第三人称之敬称,相当于英语Mr.或中文“先生”;翁该艚即对该艚这一官员的尊称。18世纪50年代初来过会安、沱瀼、顺化的法国人波微(Pierre Poivre)说:“在交趾支那,税关长是一有力之官员,称为Ong Cai Bo Tau(翁该簿艚)”[41]。

  朱舜水《安南供役纪事》第七条称:“该艚者,专管唐人及总理船只事务,以该伯为之”[42]。《抚边杂録》有所谓“太监守艚务”者,当为阮主临时差遣,代表国主主管贸易。

  会安开埠以后,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主要的外国侨民,他们充当中介、买办和通事,掌握着当地的对外贸易。1636年,日本下令禁止天主教以后,日本人不再前来会安。1685年,曾经访问会安的英国人保衣亚说,在会安开埠早期,日本人是当地主要居民,“且为港口之管理官,但后来人口削减,至今一切贸易乃华人经营”[43]。

  华商在会安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日本人退出会安后,“该艚”多由流寓之华人担任,在语言交流上更方便与华商打交道[44]。祖籍福建的镇边明乡人郑怀德,号称“中兴功臣”,世祖朝累历协办大学士、领吏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明命初年领嘉定总镇印务,回京仍领吏部事务。五年秋,领吏、礼二部,充钦修《玉谱》总裁,寻兼领商舶事务。六年春卒[45]。

  阮氏制订了《艚务例》,作为会安贸易管理的规则。据黎贵惇《抚边杂録》记载,具体内容如下:

  常年正月,艚司该簿、知簿、令史、记录各名入会安庯,分差属军通异语者守山句 劳占与沱氵曩 海门,见有诸国商舶到此,一一讥察,果是商舶,爰将其艚长、[财]副入会安庯,呈该簿查实,具启并申该艚。官传递押司押附垒民,护送伊艚入海门舶递所,令更与各衙就看。船长、财副计开货数,照目讫,始令过巡所上庯津住。其船长撰报信程递,阮令茶四斤,四柱文班与太监守艚务及该簿各一斤,知簿、该府、记录各半斤。开单差调,纳在正营,阮令看阅,各照发各官。其船长又具进礼,或锦缎、绫纱、玩物、果子各项,计呈该簿,差军递该艚,官始纳。阮令其礼,亦无定限,大约当钱五百贯,亦有进一二物,适志传免税,不为例。进礼讫,船长计开艚内货物,一项一帖,如有隐匿一物以上,察出尽收入官,仍照国律治罪。阮令欲买某物,传该官据帖递纳,公库收储,船长、财副从入秤斤。其无买者亦许贸易,有鸣官买减价太过,亦许增钱。诸客行李,有玩物一体计递,看官买若干,并除税,港存若干,许发卖后完纳。其呈面礼,该艚视进礼减半,该簿各衙差等,系上海、广东、福建、玛羔各艚,并有进礼,海南艚无之。回帆之日,有进礼者,随其厚薄,礼有发许,或许银五笏,绢五疋,钱五十贯,米五包;或许银三笏,绢三疋,钱三十贯,米三包;或二笏,绢二疋,钱二十贯,米二包,亦无定准。如上国奉差艚官递漂民交还例,许奉差与本船钱五十贯,民丁水手每丁一贯。其差商船交漂民因而贸易者,免其港税。凡各艚有载本地货物者,但呈该簿,付各马卜 看差军押调就船,不得拉行私载,有满载者,船长呈单,照到日客数,就船点明,付属军及□司,押附垒民护送出港。至商卖别国遭风漂入,乞暂泊修补,许泊韩门与山句 劳处,修船既讫,守军及接近民驱逐出洋。有欲如贩卖者,该簿及各艚司属军就验货物,多少转启,货多者三分免一分之税,少者免半分,无货并免。欲抬载客货者,单呈差看,何处入户,与船大小,载客多少,定取税例,方许借载,亦间有不为例。其遭风破坏,查照客数,该簿交会馆看守,发给官钱月粮,每人五陌,待顺风期配附他船至唐,或在别处,随所在官司发回籍(原注:回北国,北人常称为回唐)。[46]

  分析这段重要史料,有几点值得注意:

  (1)艚司是会安庯贸易的主管机构。每年正月,艚司该簿、知簿、令史、记录各官分差属军守山句 劳占与沱氵曩 海门,查验前来贸易的诸国商舶,造册申报主管艚务的长官该艚,并护送进港停泊。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所谓“太监守艚务”者,当为阮主差遣的提督艚务内官,其与艚司在制度上的关系,或许类似于明朝市舶司与提督市舶太监,而艚司制度与市舶司体制也许存在制度渊源。

  (2)诸国商舶船长、财副计开货数,向阮主及其大臣进献礼物。中国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玛王羔(即澳门)各艚并有进礼,海南艚无之。进礼讫,船长计开船内货物,一项一帖,登记造册,呈阮主选购,不许隐匿。如有隐匿,一经查出,货物尽数入官,人依国律治罪。官府选购之后,准许余物运往别处销售。

  (3)诸国商船回帆之日,有进礼者,随其厚薄,阮府给予若干回赠;回赠之物包括银、绢、钱、米等,然数量无定准。

  (4)中国官差送还风漂船民船只,官府发给奉差费与本船钱50贯,民丁水手每丁1贯。官差商船附载商货因而贸易者,免其港税。商船运载本地货物者,须呈报该簿,差军民护送出港。

  (5)过往商船因风漂入,乞暂泊修补者,准许停泊韩门与山句 劳处。修船既讫,令其出洋,不得久留,以免生事。

  (6)风漂商船载有商货及欲贩卖者,该簿及各艚司属军就验货物,货多者三分免一分之税,少者免半分,无货并免。如欲运载客货,官司验实船籍、大小、载客多少,定取税例,方许借载。

  (7)中国商船遭风破坏,查照客数,该簿交唐人会馆看守。官发月粮,每人五陌,待顺风期配附他船“回唐”,或在别处随所在官司发送回籍。

黎贵惇《抚边杂録》所载《阮家艚务例》

  (三)“到税”与“回税”

  阮氏对国外商舶按船籍征收商税,分“到税”与“回税”。到税即进口税,回税即出口税。阮府很重视这项税收的征用,以60%入国库,40%作为薪饷,以给官吏、军人。黎贵惇《抚边杂録》称:

  其到税、回税,定例有差。岁收通并得钱若干,以六分抽充港税,存四分军官、吏民,军民各照多少均分。如有艚风飘到,无有货物,难受税例,艚长单呈,即传守海门□衙并屯守,着□许买柴米,留二三日驱逐出洋,不许入港,以免生事。然亦作为漂到暂住,潜搬货物上庯,而后乞受少税者,法外之奸,固无可尽防也[47]。

  关于各地船只课税例钱,《抚边杂録》与《大南寔録》所记略同,但《大南寔録》没有把旧港(Cuu Cang)船、河仙船、山都客(Son Do)船列入。从两书记载可知,会安贸易关税“到税”与高于“回税”,税额最高是西洋船,其次为玛羔(澳门)船和日本船,中国上海(浙江)船、广东(广府)船又次之,中国福建船税额与暹罗船、吕宋船相等,河仙船、山都客船最低。



黎贵惇《抚边杂録》所载会安“到税”、“回税”

  顺、广地区“征榷之利甚厚”。景兴末年,山泽关市税钱共76467贯2陌40文,而广南之税钱占六成,顺化只有11222贯2陌54文[48]。显然,广南税钱主要来自贸易税收。

  阮氏初年,外贸税收最多达到38000余贯,在广南财政税收中占重要地位。如辛卯年(1771),到会安的各处商船有16艘,税钱38000贯;壬辰年(1772),到会安的各处商船有12艘,税钱14300贯;癸己年(1777),各处商船有8艘,税钱3200贯[49]。

三、会安的外国人

  越南中部历来是个多种族杂居、多文化交汇的区域。会安开埠后,各国商人纷至沓来,竞逐商业利益,首先是亚洲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以及暹罗人、马来人,其后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接踵而至。在会安,日本人、中国人不仅最早来到会安,而且人多势众,实质性地主导着会安贸易,对会安的兴起与繁荣贡献最大。关于会安的中国人,笔者拟另文讨论。

  (一)日本人

  17世纪20年代,曾经游历广南的意大利人克里斯多弗·保里称,在会安,相当大部分外国人为中国人,另外部分是日本人;“他们分开居住,有着各自的管理者。中国人的生活根据中国的法律,日本人则遵循日本的法律”[51]。据金永键、岩生成一等先生研究,明中叶以后日本人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国,在安南云屯、广南会安、沱氵曩(岘港)、暹罗、吕宋、吧达维亚、万丹等地形成日本人聚居的“日本町”[52]。日本名古屋情妙寺(The Jomyo Tempel)藏有茶屋船“交趾国航海图”,描绘1602年会安广南营图,内有日本人町和中国町,日本町是日本人居住地。

  居住在会安的日本人主要做中介商、买办和通事,他们熟悉越南语言和风俗习惯,为前来贸易的本国商人以及西方商人服务。越南学者潘嘉糹卞说:

  在会安的日侨商人,往往先向那些生产糖或丝的人支付订金,预订他们的产品,替外国商船收购,在这些外国船到达之前,就将货物抢购一空[53]。

  1636年的某一天,有一个日侨头目集合了40多名日本人,“追寻一个荷兰船主,恐吓和要挟荷兰人,只许和他们打交道”[54]。日本人势力之强大,已经到了欺行霸市的地步。

  会安的日本人町与中国人町(日本名古屋情妙寺藏,World Heritage Hoian, Showa Woman’s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Japan, 1999)

  现在会安保存不少当年日本人活动的遗迹,见证了日本人当年在会安的活动。陈富街与阮氏明开街之间有一古桥,1593年日本商人所建。桥两头各供奉石猴、石狗各一头,是当年日本人建桥时所安置的,表示桥的修建始于猴年,完工于狗年。在潘周桢街98号,至今仍保留一块1593年所立的日文古碑。己亥年(永盛十五年,1715),明王阮福淍赴广南营阅兵,途经会安,见日本桥边商船辐辏,名其桥曰:“来远桥”,赐御书匾额。后经多次重修,至尽保存完好[55]。考古学家还在会安及周边发现过17世纪中国、日本出产的瓷器。在会安郊区一处稻田,发现了日本人谷弥次郎兵卫墓、藩次郎墓。在一处关帝庙,发现考文贤具足君墓碑。在距离会安20公里的五行山一间庙宇的捐建人碑铭题名中,发现有日本人的名字[56]。

  17世纪末,日本对广南的贸易趋于衰落,居住在会安的日侨为数不多。1696年4月30日,英国人保衣亚致函马度拉斯英印公司评议会说:

  会安之房屋为数约一百户,除四五家日人之外,均为华人所居。日人往日为此埠主要之居民,且为港口之管理官,但后来人口削减,至今一切贸易乃华人经营,从日本、广东、暹罗、高棉、马尼拉及最近自吧城,每岁至少有十艘至十二艘中国戎克船航此交易[57]。

  (二)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是最早向东方扩张的西方殖民者,至迟在1530年已经来到会安,潘嘉糹卞说:他们常常“依靠那些熟悉越南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买办—往往是华侨或日侨,顺利地买到了货物,如丝、糖等。”另外,葡萄牙人还帮助阮氏建立铸炮厂,制造战船[58],说明葡人与阮氏关系非同一般。

  不过,葡萄牙人在会安的贸易远不如马六甲、澳门等地红火,所以他们没有像后来的荷兰人、英国人那样在会安设立驻外商务代理公司,而是靠租用越南人、日本人、中国人建立的馆舍,或在船上完成交易。他们租用的馆舍面积比一般房屋大,前面用来做买卖,后面用做仓库或睡房。16、17世纪伊比利亚文献记载说,澳门有许多葡萄牙水手、领港员和大副,他们大部分已经结婚,一些是单身汉,在日本、马尼拉、索洛、马卡萨(Macassar)和交趾支那(广南)航线上航行[59]。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海上扩张与天主教会的传道是结成联盟的,具有明显的经济与宗教目的:分享东方的香料贸易,以各殖民地为天主教传播基地,改变这些国家的宗教信仰。[60]16世纪葡萄牙人以澳门为据点,发展与会安贸易,同时也不断从澳门、马六甲派遣传教士到安南、柬埔寨传教。西人洪堡(O.Homberg)在著名法文期刊《两个世界的评论》(in Revue des Deux Mondes)中指出,葡国商人每年赴安南贸易,辄以教士附其舟往,故传教事业渐盛。此辈前赴安南,率自马刺加绕途至澳门,先驻于耶酥会所设立之学校中,受训练若干时,然后出发。对此,邵循正先生指出:“外人在安南宗教势力,竟借中国地为根据,此点颇可注意”[61]。

  1614年,日本村上天皇下谕旨斥逐欧洲传教士,前来远东的传教士多停留于澳门。根据一些从广南回澳的葡国商人的介绍与倡议,传教士布索米(F.Busomi)与卡瓦略(D.Carvalho)于次年二月抵达广南(Tourane),设立教堂。不久,移居会安(Faifo)。居一年,布索米赴日,卡瓦略则留驻至1639年,传播福音,开创之功足道也。1640年,阮氏统治地区有基督徒39,000名[62]。

  (三)荷兰人

  自从1600年6月荷兰人范·内克(Van Neck)率领老公司(Oude Compagnie)所属的6艘舰队闯入亚洲以后,葡萄牙人在南中国海区域开始遇到强横的竞争对手。正如美国学者范岱克所说,1602年建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公司设法与中国开展贸易,在台湾建立殖民统治,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大部分香料贸易,有效地与亚洲商人在暹罗和日本开展竞争,他们的影响范围实质性地扩展到亚洲所有海上贸易区域,在全球性贸易中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新的里程碑,在亚洲没有其它实体能自夸这样的杰作[63]。饶有意思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南的生意却不如葡萄牙人成功。

  为了打进会安市场,荷兰人曾经作出努力,采取葡萄牙人在亚洲各国惯用的手法,贿赂广南国王和官吏。1633年,荷兰人应阮主邀请,派了两艘船载着银子来到广南,目的是购买黄金和丝。澳门葡萄牙人很快作出反应,决定派拉法耶尔·卡尔内罗(Rafael Carneiro)携带“礼品”前往广南交涉。葡国史家施白蒂(Beatriz A.O.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记载:1633年7月26日,由于荷兰人的竞争及其对澳门与印度的贸易不断造成损失,拉法耶尔·卡尔内罗(Rafael Carneiro)被挑选去和交趾支那国王商谈如何阻止荷兰人在该国的贸易活动。

  《澳门编年史》还说:1633年10月7日,鉴于交趾支那国王(阮主)接受荷兰人的礼品而与之达成协议,澳门官民聚集在议事会商议阻止荷兰人在交趾支那的贸易活动;决定再派遣有经验之年长市民拉法耶尔·卡尔内罗(Rafael Carneiro)带上“与该等谈判相当之礼品”去交趾支那[64]。

  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竞相向交趾支那国王“献礼”,目的无非是争取官府支持,在会安贸易中压倒对方,占据更大份额。荷兰文献对此也有涉及。1634年5月,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及印度参事会对在日本指挥公司事务之上席商务员尼哥拉士古格巴格发出通知和预告,其中第6、7条谓:

  此外应采购日本钱币,或订立购买契约,盖钱币仅用于广南贸易,由于此钱币之收益少而广南贸易额亦少,且如三月二日、十七日项下所载,因发生于公司有大不名誉事件,不得已而中止广南贸易。公司于去年在广南遭遇不幸事件,如以强力对广南国及其人民复仇时,在日本是否将发生新困难及不幸事件?……[65]

  荷兰人的努力失败了,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且还受到广南的“强力”对待,最终不得不终止广南贸易,这里葡萄牙人的“礼品”显然起了作用。[66]

  荷兰人还受到日本人的挑战,因而在广南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1634年11月,荷兰上席商务员阿布拉哈姆·太格说:

  广南贸易在公司害多于利。盖不但须赠送非常鉅额之礼品,而且资金无法用于有利途径,在该地可得到之货物价格颇高,对此几乎无利可图。又日本人多来往广南,日本戎克船多来该地,由于日本国务会议员及大官等,与此有秘密关系,故贸易有不利时,对在日本之我侨民将惹起新问题,发生麻烦。公司在此情形下,必在该地大受轻侮。此外,为避免诸多不便起见,当以放弃广南贸易为有利[67]。

  荷兰人在会安的窘境由此可见。

  大约在163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会安设立代理公司,由杜伊杰克(Abranam Duijecker)负责,据说遗址就在西湖工地(Tay Ho Engineering Workshop),但是无法证实。1651年,公司与阮朝签定了“和平协定”,其中第三条规定:“驻会安大使可以在此城选择一块合适的地方建房,作为代理商店”[68]。而越南学者潘嘉糹卞说:荷兰人曾经帮助阮氏修造战船。广治人阮文素到荷兰学习制造玻璃和修理钟表,居留了两年时间,后来回到广南,制造了不少钟表,顺、广一带港口巡所所用的时钟,都是阮文素亲手制造出来的。[69]不过没有迹象表明这对荷兰开拓广南市场有多大帮助,荷兰与会安贸易没多大改观。

  荷兰人在安南也碰到钉子,郑氏虽然欢迎荷兰人前来贸易,用武器换购丝织品,但价格由郑氏单方面确定,而且要先付几万两的订金,显然对荷兰很不利。“除此之外,荷兰人还要大事贿赂送礼”[70]。所以,18世纪初叶以后,荷兰人与越南再没有什么交易。

  (四)法国人

  法国人在东方的海上扩张与殖民活动比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迟到一步。1609年,法国有人提出仿照荷、英,以4万万克郎(crowns)组织公司,发展东方贸易,争取在东方贸易中占据相应的份额,但没有结果。

  法国人早就关注越南丰富的资源与繁荣的贸易。来自教会的信息说:

  在[越南]内地有金矿,有那么多的胡椒被中国人购买。有那么多丝甚至用来做鱼网和绳索。他们的糖多到只卖两分钱一斤,这些东西他们输往日本很多[71]。

  然而,他们在东方贸易上不是荷兰人、英国人甚至葡萄牙人的对手,乃以传教为手段,向远东渗透势力。

  17世纪20年代,法国传教士开始到安南活动,亚历山大·罗德(Alexangre de Rhodes)曾经在广南传教,但不为阮主接纳。1649年,亚历山大·罗德回到欧洲,奔走于教皇与权贵之间,宣扬在远东(安南)设立教会组织之必要,受到葡萄牙的强烈反对。1657年,法国传教士帕鲁(François Pallu)等到罗马谒见教皇,请于北圻、广南派遣未奉化地主教,直接代表教皇,而不受果阿大主教和澳门、马剌加二主教节制,得到教皇允可。葡萄牙反对无果,乃命令印度诸地,遇到法国传教士,即行拘捕,送回葡萄牙。1658年,帕鲁与莫特-郎伯特(P. de la Motte-Lambert)被任命为主教,同时成立外方传教会。

  1664年,谢夫鲁伊(Chevreuil)前往广南会安,为外方传教会徒来广南之第一人。不久,因广南排教及葡人谗毁,谢夫鲁伊被迫离开。经过帕鲁等人的艰苦努力,70年代中,莫特-郎伯特获准在广南居住,建立教堂,法国外方传教会在安南与广南的势力始趋稳固。罗马教廷将远东划分为6区:一为中国北部6省,二为中国南部9省,三为安南,四为老挝,五为广南(包括暹罗、占婆),六为日本。法国在印度支那“宗教侵略之基础”渐次建立[72]。

  法国人向东方扩张是通商传教双管齐下,“以通商之体,施传教之用”。18世纪初,法国东印度公司多次派人到安南、广南活动,策划在会安设立商社侨行,打开东方贸易局面。70年代,西山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阮军,阮主阮福映逃往南圻,给法国进入广南可乘之机。1783年,在暹罗传教的法国百多禄(Pierre Joseph Georges Pigneau de Béhaine)主教向逃亡到富国岛的阮福映进言,向法国求援。阮福映乃草拟国书,全权委托百多禄与法皇路易十六交涉。

  1787年春,百多禄一行到达法国,并与法方谈判。百多禄游说法皇,动以利害,认为如果要在远东抗衡英国,“在交趾支那(指广南)建立一个法国的殖民地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稳妥、最有效的方法。…… 如果考虑这个国家的出产和它的端口口的位置,我们便不难看出,如果我们把这个国家占领,则无论平时战时,都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他列举了五方面的“利益”:

  一是有效打击英国人的商业。占领了交趾支那,因为接近中国,中国商人自然喜欢交趾支那的法国埠口,而不喜欢遥远的英国人统治下的加尔各答(Calcutta)和马德拉斯(Madras)埠口。

  二是战争的时候,将更容易隔断中国和一切敌人的商务,禁止任何船只出入中国的埠口。

  三是交趾支那的海港是优越的避难所,可以在那里修理修理、建造船只。

  四是在交趾支那物品可以找到一切生活必需品,以补给我们在远东的舰队,并供应我们遥远的[诸]殖民地。

  五是由于有利的地位,将容易妨碍英国人势力继续向东扩展。

  此外,从长远看,国家天然资源丰富,建设一条达到中国中部去的商道,将获取的莫大的利益[73]。

  百多禄的意见反映了法国意欲独占越南,制约英国,进而控制中国,称雄东亚之野心,颇合路易十六之意。

  11月28日,莫穆林伯爵(le comte de Montmorin) 与百多禄主教分别代表法越双方签订了《越法凡尔赛条约》。根据条约,法王承诺派遣战船四艘,步兵1200名,炮兵200名,非洲土兵250人,组成一支军队,配备足够枪支弹药前往广南,支持阮王恢复国家;作为阮王对法国援助的回报,阮王须答应将会安港和昆仑岛割让给法国,允许法国人在越南国内享有出入贸易的自由权,不得允许欧洲其它国家到越南贸易,等等[74]。

  当时法国政府并没有很大诚意履行条约,随后法国大革命爆发,条约遂无疾而终,会安亦免遭割让。

四、海贸中心的转移

  会安独占广南对外贸易鳌头,从开埠到繁荣大概经历了100余年。到18世纪末,由于河流淤塞,一些西洋大船进出港区遇到困难,逐步转移到其它港口,会安对外贸易渐趋衰退。

  妨碍会安贸易发展的因素当然不止河道淤浅一项。西山战火燃遍全越,战争的破坏会安也不能幸免。西山政权规定西洋商船停泊到会安北面的海港沱氵曩(岘港)茶山澳,直接导致会安外贸中心地位的失落。

  阮朝建立后,沱氵曩(岘港)取代会安成为阮朝对外贸易中心,并且拒绝洋人长期居留。明命二十一年(1840)十月,阮圣祖说:

  本朝之于洋人,不拒其来,不追其去,直以夷狄待之耳;间有洋船来商者,只许于茶山澳寄石定,兑买事清,即令驶去,不曾许其岸上留居,所在人民亦不许与他私相贸易,其所以杜渐防微者至矣[75]。

  贸易中心的转移还与阮朝拓土南疆、致力于南部开发政策有关。18世纪中叶以后,下柬埔寨地区逐渐纳入广南阮氏版图。原来比较落后但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湄公河下游地区在越人、华人、高棉人、占人、马来人共同开发下,成为富庶的农耕区、人烟稠密的乡村市镇和外商云集的贸易港口,经济后发优势逐渐突显出来,成为中南半岛新兴经济区。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各国商人在越南活动的重心,也逐渐从中部会安等港转移到南部沿海嘉定、迪石、河仙等海港,越来越多的“清人”、“清商”进驻湄公河三角洲。正如英国著名华侨史专家巴素(Victon Purcell)所说,在暹罗湾和南中国海之间的南圻地区在国际航线上拥有有利的地理位置,有利于接纳华侨的来临。本区的经济情况—-拥有肥沃的稻迷米产区,便利的水网交通,发达的国际贸易—-对于大部分经商的华侨具有很大的吸引力[76]。可以这么说,会安失去对外贸易中心地位,也是越南南部经济开发的客观形势使然。

  会安虽然丧失对外贸易主要港口的地位,但它仍然是越南中部商业重镇,继续发挥沟通南北的商业枢纽功能。南部沿海的商品通过海路船载、陆路马驮运往会安,北方商人汇聚会安,采购他们需要的商品,然后运到各地。会安日本桥有嘉隆丁丑年(十六年,1817)广南营督学溪亭伯丁翔甫撰《重修来远桥记》。碑文谓:

  明香会安庯界于锦铺,有□□溪,有桥古也,相传日本人所作,经奉先朝宸翰,赐名曰来远桥。夫会安庯,广南之好风水也,长江之面□合,贾筏商帆之所集,山陬海澨之所归,岸上刻肆,其中为通衢,四方百货,无远不至,此桥之所以名来远也欸;桥上架屋,屋下列板,坦然若履平地,行者安,劳者息,游者宜乘凉,宜远眺,宜临流而赋诗,……方今海宇清晏,商贾者藏于市,旅者出欲途焉,马迹车尘之所及,亦无远而不过此桥,……[77]

  可见19世纪初,会安仍然相当繁富。

  明命十六年(1835),澎湖人蔡廷兰由厦门渡海回澎,遇风飘至越南,次年初夏回国。他将在越南见闻记录成书,述及华船与越南贸易:

  中国船所聚,以嘉定(即陇奈)为多,次广南(即惠安),次平定(即新州)、广义,次富春(即顺化)、南定(俗称碑放)、乂安等省。凡市贾之哗寂,征税之盈虚,及官史所获送礼之利,皆以船之大小多少为差。船以冬到夏还[78]。

  会安在中越贸易中地位仅次于嘉定,颇值得注意。

  20世纪初,会安依然是中圻有影响的商业城市,有不少中国商人定居。《大南一统志》谓:

  会安铺,在延福县。会安、明乡二社,南滨大江,岸两旁瓦屋蝉联二里许,清人居住有广东(广府)、福建、潮州、海南、嘉应五帮,贩卖北货。中有市亭会馆,商旅凑集。其南茶饶潭为南北船艘停泊之所,亦一大都会也。其铺税由使座征纳[79]。



  17世纪会安在亚洲海洋贸易网络中的地位(World Heritage Hoian, Showa Woman’s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Japan, 1999)

(原刊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主办《亚太研究论丛》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注释:

[1] 18世纪后半叶,阮氏不断向下柬埔寨(Cambodia)扩张,广南国(交趾支那)版图延伸到湄公河下游地区,也就是后来的南圻。19世纪中叶以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南圻改名为“交趾支那”,然其区域和性质与广南国时期之“交趾支那” 皆有差异。

[2] 会后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Ancient Town of Hoi An,河内,2003年。作为17、18世纪东亚贸易港口,会安至今保留着大量历史文化遗产。1999年会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3] 大汕著、余思黎点校:《海外记事》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第67页。

[4] 杨文安:《乌州近録》卷三《风俗》,景历乙卯年(1555)抄本。

[5] 杨文安:《乌州近録》卷四《城市》。

[6] 杨文安:《乌州近録》卷一《山川》,卷三《风俗》。

[7] 杨文安:《乌州近録》卷一《山川》,卷二《赋税》。

[8] Phan An(潘安):《十七至十八世纪越南南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未刊稿)。

[9] 张燮:《东西洋考》卷二《占城》,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

[10] 《大南寔録前编》卷一,太祖嘉裕皇帝癸丑五十六年六月庚寅。

[11] 大汕著、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卷四,中华书局,1987年,第80—81页。

[12] Do Bang, The Relations and Pattern of Trade between Hoi An and the Inland, Ancient Town of Hoi An, pp204—216.

[13]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14] 尼古拉斯·塔林(Tarling Nicholas)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I),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9页。

[15] 岩生成一:《朱印船の贸易额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五十九编第九号,东京大学文学部,昭和二十五年。

[16] 岩生成一:《朱印船の贸易额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五十九编第九号,东京大学文学部,昭和二十五年。

[17]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卷二百七十一,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

[18] Phan An(潘安):《十七至十八世纪越南南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未刊稿)。

[19] Paul A.Van Dyke, Port Cant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1690-1845,Volume II,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002,pp.373-435, pp.639—640.

[20] Paul A.Van Dyke, Port Cant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1690-1845,Volume II, Appendix V, pp.426,660—661.

[21] 郑瑞明:《日本古籍〈华夷变态〉的东南亚华人史料》,吴剑雄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第二期,台北:台湾海外华人研究学会,1992年,第123—147页。

[22] 林春胜、林信笃编、浦廉一解说:《华夷变态》卷十四,东京:东洋文库,昭和三十四年(1959),第854—855页。本文所引《华夷变态》资料,中译据郑瑞明:《日本古籍〈华夷变态〉的东南亚华人史料》。

[23] 林春胜、林信笃编、浦廉一解说:《华夷变态》卷十四,第1034—1035页。

[24] 林春胜、林信笃编、浦廉一解说:《华夷变态》卷十七,第1290、1292页。

[25] 任鸿章:《近世日本と日中贸易》,东京:六兴出版,1988年,第248页。

[26] 岩生成一:《朱印船の贸易额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五十九编第九号,东京大学文学部,昭和二十五年。

[27] Do Bang, The Relations and Pattern of Trade between Hoi An and the Inland, Ancient Town of Hoi An, pp.204—216.

[28] Léon Pages, Histoire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au japon, Volume I, Paris, 1870, p.165. 转引自Do Bang, The Relations and Pattern of Trade between Hoi An and the Inland, Ancient Town of Hoi An, pp.204—216.

[29] Christoforo Borri, Relation de la mouvelle mission des Pères de la companie de Jésus auRoyaume de la Cochinchine, B.H.V.H. 1931,P.332. 转引自Do Bang, The Relations and Pattern of Trade between Hoi An and the Inland, Ancient Town of Hoi An, pp.204—216.

[30]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31] Paul A.Van Dyke, Port Cant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1690-1845,Volume II, Appendix V, pp.426,660—661.

[32]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33] 菊池诚一:《越南中部会安出土的陶瓷器》,《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9年会专辑,第93-96页。日本九州岛古称肥前国(今佐贺县),西北部的有田烧是以西松浦郡有田町为中心的诸窑的总称,有田内山、外山诸窑烧制的瓷器从附近的伊万里港出口,因而称为伊万里烧。初期伊万里烧(1616-1640)釉色白中透青或偏黄,纹样有朝鲜青花格调;1624年以后受明朝天启青花的影响,制瓷技术由朝鲜方式向中国方式转化,出现青瓷青花、刻花、浮雕、吹墨等品种,青花呈色偏蓝紫,技术日趋成熟。其后明清鼎革,荷兰人无法从中国进口瓷器,转而向日本采购,促使有田瓷业飞速发展。有田烧瓷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釉色闪白或闪青,大量销往海外;荷兰东印度公司订制的瓷器有些在盘心刻画V.O.C字母,日本人称之为“芙蓉手”。参见胡德志、万一:《朝鲜、日本、泰国、越南陶瓷图史》,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04-108页。

[34]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35]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36]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37] 参见Do Bang, The Relations and Pattern of Trade between Hoi An and the Inland, Ancient Town of Hoi An, pp.204—216.

[38]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39] 《大南寔録前编》卷一O,世宗乙亥十七年夏四月。

[40]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41]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陈荆和:《朱舜水〈安南供役纪事〉笺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一卷,1968年9月,第216、225页。

[42] 陈荆和:《朱舜水〈安南供役纪事〉笺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一卷,1968年9月,第216、225页。

[43] 陈荆和:《清初华舶之长崎贸易及日南航运》,《南洋学报》第13卷第1辑,1957年。

[44]《大南寔録正编》第一纪卷二十二记载:世祖嘉隆二年十二月,“以清人郑猷为北城该府艚,监收商舶税。”可见安南郑氏与阮氏一样,贸易管理多委华人主之。

[45] 《大南正编列传》初集“诸臣列传”八,《郑怀德传》。

[46]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47]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48]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49]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50]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51] Nguyen Dinh Dau, The Birth and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Hoi An, Ancient Town of Hoi An, p159-174.

[52] 金永键:《印度支那と日本との关系》,东京:富山房,昭和十八年(1943);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屋,昭和四十一年。

[53] 潘嘉糹卞 著,何廷庆译:《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1页。

[54] 潘嘉糹卞著,何廷庆译:《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1页。

[55] 岩村成允著、许云樵译:《安南通史》,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7年,第171页。

[56] World Heritage Hoian, Showa Woman’s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Japan, 1999, pp.32—33, p8.

[57] 陈荆和:《清初华舶之长崎贸易及日南航运》,《南洋学报》第13卷第一辑,1957年。

[58] 潘嘉糹卞著,何廷庆译:《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112页。

[59] 澳门《文化杂志》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况》,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19页。马卡萨(Macassar),一般译作望加锡,华侨习称锡江,印度尼西亚海港,苏拉威西岛西南部。

[60] G.F.赫德逊(G.F.Hudson) 著、王遵重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第268页; D. G. E. 霍尔(D.G.E.Hall) 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12页。

[61] 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62] 尼古拉斯·塔林(Tarling,Nicholas)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I),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9页。

[63] Paul A. Van Dyke, How and Wh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Become Competitive in Intra-Asian Trade in East Asia in the 1630s, ITINERARIO, volume XXI(1997)number 3, LEIDEN, GRAFARIA, 1998, pp.41—56.

[64] 施白蒂(Beatriz A.O.Basto da Silva)著、小雨译:《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40—41页。

[65] 村上直次郎原译、郭辉中译:《巴达维亚城日记》,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0年,第120—122页。

[66] 李庆新:《17世纪广东与荷兰关系述论》,《九州岛学林》春季三卷一期,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

[67] 村上直次郎原译、郭辉中译:《巴达维亚城日记》,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0年,第139页。

[68] Do Bang, The Relations and Pattern of Trade between Hoi An and the Inland, Ancient Town of Hoi An, pp204—216.

[69] 潘嘉糹卞著,何廷庆译:《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页。

[70] 潘嘉糹卞著,何廷庆译:《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2页。

[71] H.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转引自潘嘉糹卞 著,何廷庆译:《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2页。

[72] 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73] 张雁深译:《一七八七年百多禄主教上路易十六的奏议》,译自Norman, Tonkin or Frances in the Far East, pp.43—44;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3—364页。

[74] 高第辑、张雁深译:《一七八七年越法凡尔赛条约》,译自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les Puissances ,卷2页244—256;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7—350页。而张雁深译《一七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越法凡尔赛条约第二种约文》(法文,译自Norman, Tonkin or Frances in the Far East, pp.43—44; Romanet du Caillaud, Intervention Française au Tonkin 1872—74, pp.323—325.)签约日期则为1787年11月20日,双方签约代表法方为魏尔珍伯爵(le comte de Vergenne)与莫穆林伯爵(le comte de Montmorin),越方代表为太子景(景叡,Canh-Dzuê,年仅6岁),内容也有很大出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3—364页。

[75] 《大南寔録正编》第二纪卷二一八,明命二十一年十月。

[76] Victon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74.

[77] 2004年1月笔者在会安考察所录。

[78] 蔡廷兰:《海南杂着·越南纪略》,“台湾文献丛刊”第42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

[79] 高春育等修:《大南一统志》卷五《广南·市铺》,东京:印度支那研究会,昭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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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1465) 鸡蛋(65)
 楼主| 发表于 2013-2-27 13:41:08 | 显示全部楼层
请问大家都能看到图片吧,近期的图片都是原图地址,不是POCO,看不到我再换图床
鲜花(433) 鸡蛋(18)
发表于 2014-2-4 07:16:15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现在越来越多的思考一个问题,近代东方的没落与闭关锁国到底有木有关系。这种衰败只是信息不畅造成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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